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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银行金融业文化与监管至关重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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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总理尚达曼认为,对于打造一个健康与可持续的银行与金融业来说,正确的文化与适度的监管是关键,其重要性更甚于银行本身的结构。

他认为,在最近的政策辩论中,有点过于重视银行业的结构,而忽略了银行与金融业的文化与监管的重要性。

他说:“我们过度强调银行结构的问题,而不够关注银行与金融业的文化,对积极监管的必要性也不够强调,而这是发展健康与可持续银行业的必要先决条件。对银行进行积极甚至是偶尔侵入式的监管,尤其是对国际银行,必须是稳定银行与金融业的基石。”

尚达曼也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。他是在出席昨晚的花旗集团200周年庆典上,提出这样的看法。

尚达曼指出,回顾最近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,它的起源并不是来自大国际银行,而是来自狭义银行或专业银行。

他说:“不管如何重整某个系统,不论我们如何把系统的部分削减或分拆,银行业始终涵盖风险,而若我们没有正确的文化,不管是一家投资银行、商业银行或单一机构;没有适度的监管、积极与高明的监管,我们还是会一遍又一遍地面对同样的老问题。”

因此他表示,文化与监管应该是银行的核心,而只对银行与金融结构上进行重组,是无法使我们得到一个本质上更安全的系统。

监管者与银行的董事和管理层都应该回到基本点,前者要履行他们的职责,那就是专注在积极与偶尔侵入式的监管;后者则需重新关注在银行内部培养负责任的文化。

他也表示很欣慰看到我国的各大银行都很认真地看待这个课题,并从这次的危机中汲取教训。

尚达曼也表示感谢花旗集团在新加坡作出的贡献。他发现该集团在新加坡的员工人数过去三年内增长了30%,而聘请的主要都是新加坡人,为本地人创造了大量优质工作。此外,集团在善用亚洲的崛起与持续增长的同时,也帮助巩固新加坡作为区域与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。

花旗集团庆祝在新成立110周年

花旗集团昨天在滨海湾花园庆祝了其在全球的200周年以及在新加坡的110周年。

花旗集团首席执行长潘伟迪(Vikram Pandit)指出,他们是在1812年创立的一家贸易融资银行,促进纽约与利物浦之间的贸易,为客户提供融资。之后,他们负责了一些世上最具改革性的项目的融资,包括了巴拿马运河、跨大西洋海底电缆以及喷气客机等。

潘伟迪表示,花旗是在1902年首次来到了新加坡,其实花旗与新加坡是有很多共同点的,两者都在促进全球贸易与资本流动,为全球贸易的中心。如今他们在新加坡聘请多达1万名员工,是新加坡第二大的私人界雇主,仅次于新航。

另外,在昨晚的庆祝会上,花旗银行向儿童慈善音乐会(ChildAid)捐出了10万元。这项音乐会的所得收益都会捐给《海峡时报》学校零用钱基金和《商业时报》新进艺术家基金。

花旗银行指出,这笔捐款是该银行配合200周年庆典,承诺为社群筹集200万元善款的一部分。

他们打算通过一系列的筹款活动与基金拨款来筹得这笔资金,包括了慈善垂直马拉松与嘉年华会等活动。

尚达曼表示感谢花旗集团在新加坡作出的贡献。他发现该集团在新加坡的员工人数过去三年内增长了30%,而聘请的主要都是新加坡人,为本地人创造了大量优质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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